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建议，在目前的正式文件中，“粤港澳大湾区”的英文翻译为“Guangdong-Hong Kong-Marco Greater Bay Area”。虽然这一翻译是准确的，但是比较拗口，不易记忆，他建议将其简化为“The China Great Bay Area”，也就是“中国大湾区”。

樊纲院长指出，这是一个准确的表达，在地理概念上，中国没有比这更大的湾区；在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上，这也是中国最大的湾区。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就是“中国的大湾区”，不会有歧义，不会使人想到其他地区。

他认为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湾区，且将来可能是世界上最大体量的湾区和大都市圈，2050年人口将达到1.2至1.4亿的庞大规模，名称甚至可以进一步简化为“The Great Bay Area”。

他还呼吁大湾区内各区域不要再各自为政，要以开放的态度融合发展。针对如何更好地建设发展大湾区，樊纲院长提出发展大湾区要有“三个意识”：

首先，发展大湾区要有“大都市群”意识。各区域“不要再各自为政，不要再各自封锁，要融合发展，融入发展。

其次，发展大湾区要有港澳意识。建立大湾区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更好地发挥港澳作用，促进港澳与内地融合发展。他指出，要关注如何便利香港在大湾区的发展，注重利用香港的各种有利条件，把握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最后，发展大湾区要有改革与创新意识。要用改革的意识来发展大湾区，要建立自己的一些制度安排，比如通关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怎么能够实现便利互融。

针对制度创新，樊纲院长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深入剖析和提议：

第一，要实现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的便利化。这个便利化要包括到人员往来、货物通关、资金融通、信息流动等“方方面面”；

第二，要形成“2+3”自由贸易区联盟。“大湾区有五个自贸区，首先是香港和澳门，是自由贸易的关税区，同时又有南沙、横琴、前海三个自贸试验区，如果这些区域能够形成一个联盟，不仅能够促进自贸区的发展，而且还能促进整个地区的发展”。他指出，现在直接在粤港澳大湾区实现自贸区可能比较困难，但是可以用自贸实验区和自贸区去对接，以此促进大湾区的发展。

第三，大湾区应该具备一个相对统一的法律制度框架。因为暂时还无法实现自由贸易，更需要有一个法律制度框架，能够便于大家在管理上、规章制度上有一个统一的机制，有章可循，自动解决经济交往过程中的诸多问题，“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民众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真正的融合起来，制度的融合最终是决定着一个区域的各种经济行为的融合。

2017年6月，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、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、腾讯公司在香港共同举办首届“粤港澳大湾区论坛”，樊纲院长在主旨演讲中，还重点关注大湾区城市的科技转型，尤其是作为核心城市的香港。他说，香港怎样向科技转型、与大湾区各城市之间实现更好的互联互通，是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关键。

他认为，当下全球金融中心城市都在发生“双转型”趋势，即全球金融中心向“金融+科技”中心转型、单一大城市向大都市群转型。如伦敦、纽约、新加坡等传统金融中心都在积极发展创新科技，未来，中国单一城市也会陆续向都市群转型，中国将会有若干个1亿人口以上的城市群，城市群的功能亟待突破区划边界实现深度融合。